作者: 蒋廷黻出版社: 中华书局出版年: 2014-8页数: 305定价: 38.00元装帧: 平装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ISBN: 9787101101775 人类的精神本来就是超时间的。就精神方面说原子时代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实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亚黄教也能给现代的保皇党，董事长或是好莱坞明星做某些宗教仪式。  那个 喇 就是这样被召去的，冥想过剩的人有大智，然鹅，就当然喝了个壶的 导读第22～24页：　　按照蒋廷黻的解读，中国是一个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数千年来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的，无须我们过虑。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在与外族的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最近的这一百年也不例外。无论我们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以及抗战当时的外交人物，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换言之，蒋廷黻对这些外交家的不满意之处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外交难题时，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来的士大夫传统，着力抵抗，不敢或轻易不敢言和。蒋廷黻指出，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就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困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到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对近代初期的外交家，时人和后人最不能谅解的莫过于琦善。因为琦善于道光二十年春与英国人签订了《穿鼻条约》，所有批评琦善的人都以此认为这是近代中国一次最大的屈辱，因而对琦善无法原谅。 　　蒋廷黻因为整理近代史料，重新梳理了鸦片战争，尤其是琦善的资料。他无意为琦善个人辩诬，因为蒋廷黻的研究除了弄清历史事实，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现实想法，那也不外乎为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历史依据。 1931[23]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发表《琦善于鸦片战争》长文。这是蒋廷黻第一篇最具学术含量的论文，作者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做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琦善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对国家未来敢负责，明事理。他签订的《穿鼻条约》比《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更加有利于中国。在蒋廷黻看来，琦善体察中英两国形势，决定《穿鼻条约》是当时中国所能得到的最优条约。一个最重要的反证是，英国政府以为其代表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对义律予以革职处分。所以，琦善不顾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也不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不顾一切按照自己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国家危机紧急关头，毅然决然不做那种滑头事情，这才算真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蒋廷黻认为，当外交危机发生时，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不计后果的抵抗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而适当的妥协，不失尊严的妥协，可以为有力量抵抗赢得时间。然而，蒋廷黻这种理性分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很难获得知识界的认同。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则徐，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于林则徐个人，[24]那么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中国国运来说，林则徐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1] [1]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1931年10月。引自 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 前面我就想这样说了，蒋的个人观点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太实用的 。 导读第25页：　　蒋廷黻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这些历史人物翻案，正如他自己所公开表明的那样，他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要“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根据他的判断：“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不爱国，而是由于在内政上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以及我们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1]。比如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十年，初有中英鸦片战争，后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里，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认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财政，不值得花费精力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北京驻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慷慨所感动，却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仍有误国的能力。 [1] 丁一夫（蒋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经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1日。引自 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 汉语思维方式的人讲话特别复杂，汉语词汇一多半是自带负面色彩的，尤其是见诸报端的  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乱世发难财多的是。拿破仑跟英国打仗，法国人逃到英国，英国本土的建筑师就横空出世了，炒地皮，官商勾租界，总之就是要把自己 被怎样的体验 捏到词汇里去 西人不会动不动把 barbarian 挂嘴边，野蛮人的意思。夷人 导读55～57页：　　1949年9月2日，清华校务会议同意雷海宗辞去清华历史系主任，由吴晗接任。9月23日，华北高教会任命吴晗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0月17日，吴晗为清华三千师生员工开讲政治理论学习大课，第一讲即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引论》，此乃意识形态转换或改造的先声。 　　对意识形态的改造，对于北平等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区来说，大约从1949年开始。那时，各个大学普遍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之后又普遍增设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这门课程既是一般历史系必须承担的事情，也是中国意识形态基础中国近代史叙事渐渐改变的原因。吴晗在1951年初为清华历史系做的总结报告指出：过去各大学的历史课程教授，不论是本国史，或者外国史，均不能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过去各大学所讲授的这些课程，都是根据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著作去讲的，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与中国人民的立场全不相干，甚至相反。讲中国近代史的，也应用了这种方法，受了这种影响。比如讲中国近代史课程，主要是根据美国人马士的中国国际关系史，或者麦克奈尔的中国历史文选，以英国人、美国人的立场来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样的历史叙事，在吴晗看来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诉求严重不符。 　　我们知道，吴晗批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他当年在清华就读时的恩师蒋[56]廷黻。吴晗此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史学，以为过去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在大学里开设的近代史课程往往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因此现在必须纠正过去这些错误，纠正旧的史观和旧的态度，要以人民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编写中国近代史，这是积极迫切的任务，只有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弄清楚了，才能及于其他。[1] 　　吴晗并不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但他的地位，他的这些号召，他的清华背景，是他这些话语对当时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清华大学历史系别无选择地反省过去，批判旧主，重新学习由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造的“革命史叙事”，渐渐地否定了、淡忘了蒋廷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老一辈学者创建的“现代化叙事”。老一代教授但凡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革命史叙事的渐渐淡出了教学研究第一线，而年轻一代比如像邵循正、孙毓棠、王永兴、陈庆华、张寄谦等开始挑起重新营建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的重任。 　　这些年轻学者差不多都是清华出身，差不多都深受蒋廷黻等老辈学者影响，他们，还有清华出身的夏鼐、姚薇元、丁则良、王栻、刘桂生、余绳武、丁名楠等，在随后的日子里，为革命史叙事的完善贡献了心智、学识。[2] 　　不过，也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他们都有清华历史系求学经历，都曾受到蒋廷黻“现代化叙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影响，因而他们在后来的研究及教学中，虽然在学术基本价值取向上尽管可能与“现代化叙事”相反对，尽可能为革命史叙事提供理据，但在他们反对现代化叙事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有个现代化的影子在。换言之，他们竭力批判蒋廷黻的学术，竭力要与蒋廷黻划清界限，但其结果，却是从一个相反的方面传承了蒋[57]廷黻的学说。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最热闹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这些讨论都是要回答蒋廷黻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中国能现代化吗？这些套路那没有继续蒋廷黻的学术话语，而是一套貌似全新的学术规则。然而，如果从学术史层面仔细梳理，并不难找到两者之间的学术关联。 　　表面上看，1949年之后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叙事”与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叙事”正面冲突，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并非截然对立。2014年底，金冲及先生对媒体记者曾提及胡绳的一次谈话。金先生说：“关于‘翻案’，有一次胡绳跟我讲，说他们要创新。把我推倒；结果推倒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当年我们推倒的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妇女穿旗袍，一段时间风行长旗袍，过一阵子又流行短旗袍。”[3]金先生的说法极具启发，我原来也曾怀疑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扬弃，但一直苦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假如我们按照胡绳谈话的提示去仔细分梳范文澜、胡绳“推倒”的那些“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一定可以重建一个更完整更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史。 [1]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总结》（1951年1月15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5）上，第31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万俊人主编：《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第2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金冲及：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澎湃新闻”2014年12月3日。引自 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看到没有，特别复杂，整一个 叙事风格 的 差异 我用的词 叙事风格 是不是瞅着特 中庸 啊？ ~~~~~ 不在某一背景下，你都不造我讲的哪个方面的 页码：第12页 2019-09-12 […]